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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章、先发制人

作者:赤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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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真卿来得很快,李汲读到崔措来信的仅仅四日之后,他便只带着三名随从,四骑疾驰,匆匆抵达了元城。

李汲亲自等在节度衙署正门迎接,见了颜真卿,毕恭毕敬执以晚辈礼。

这一是因为颜真卿五十多岁了,须发皆白,论其入仕的经历、年限,李汲仰之弥高;二则在详细了解了其人其事之后,李汲也颇为敬重此公。

先不说他曾固守平原郡整整一载有余,有力地牵制了安史叛军的兵力,为唐廷稳住阵脚,进而转守为攻,立下过汗马功劳——虽然最终败逃,但你不能要求人人都如张巡般善能用兵啊——昔日张巡辞世,朝议旌表,却莫名其妙生出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来,比方说责难张巡在围城中吃过人肉,颜真卿被贬离京在即,长篇五千字为张巡辩诬,并盛赞南霁云、雷万春等,仅仅这份恩情,就值得李汲重礼相待。

当然心里也有点儿担心,据说老先生性情极其刚硬,说话从不拐弯抹角,我这儿已经有个愣头高公楚了,再多一个,是在测试自家度量究竟有多宽宏,能不能划船吗?

二人在衙前见礼,李汲就说已摆下酒宴,为颜司马接风。颜真卿一摆手:“河北这些粗陋吃食,吾毫无留恋,且在城外已用过干粮了,红日尚高,何必吃宴?此来为的是辅佐李帅,安定魏博,还是先谈公事吧。”

李汲笑笑:“颜司马初至,便欲操劳国事,也不急在一两日……”

颜真卿摇摇头:“确实急在一两日,且少顷与李帅说之。”

李汲没办法,只得将颜真卿让入正堂,并命僚属们都来相拜,递上公文。

颜真卿大致翻看了一下,便问李汲:“秋赋将收,不知李帅是什么章程?”

李汲双手一摊:“我初入镇,尚无余暇重新计点人户,只能依照旧例征收了。”

颜真卿双目炯炯,一字一顿地问道:“是天宝年间旧例,还是伪燕时旧例?”

李汲反问道:“我也正在头痛此事,不知颜司马何以教我?”

颜真卿叹了一口气,回答道:“吾曾在天宝、至德间,为平原郡守,深知百姓之苦;今大乱初平,本当轻徭薄赋,休养生息……”不等李汲插话,加快速度说道:“节帅却又要养这许多兵,恐怕两州百姓供奉不起啊。”

李汲苦笑道:“兵易募而不易散,岂是我欲多养?无可奈何耳。”于是将自己入镇时的情况,兼及周边环境,大致向颜真卿介绍了一番。

颜真卿点点头:“此情吾亦略知一二——节帅若遽遣散冗兵,必至地方生乱。”顿了一顿,问李汲:“李帅可知,杨公南曾请更变税制,却为刘士安所阻……”

这事儿李汲是听说过的,刘晏执掌国家财计后,变更钱法、榷盐法,改进常平法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急,但这些政策主要收效于流通领域,于生产领域,却貌似拿不出什么好法子来。

反倒是杨炎通过李倓的举荐,被任命为户部郎中之后,提出变革赋税制度的建议,却被刘晏当场驳回。

唐初配套均田制的,是租庸调制,按丁收取租(田税)、庸(特产)和服调(劳役),也就是说,赋税不看田地、财产多寡,只论性别(男女)和年岁(是否成年)。其后均田制崩溃,大量农民丧失土地,却不能减免赋税,被迫逃亡,但官府该收多少还是多少,不足的就摊派到邻里头上去……由此引发恶性循环。

至于安史之乱爆发后,各州、各镇也都掌控了一部分财权,即便不为中饱私囊,仅仅养兵、御敌,地方财政都往往入不敷出,被迫新加了各种名目的杂税、杂役,使得民生更加艰困。然而涸泽而渔,也总有一个底线啊,老百姓交不出税来,要么逃亡,要么造反,遂致国家财政濒临破产。

由此杨炎提出,刘尚书的改革只能治标,不能治本,要想稳定财计,唯有从赋税上着手。他建议核实各州县民户数量,并依田地、财产分等定税——说白了,田多你就多缴税,田少你就少缴税,若是无田,光缴口赋就成啊。

刘晏当场就给驳回去了——话说得容易,做起来有多难你知道吗?首先全国性户口普查就是一桩大工程,朝廷根本掏不出这笔开销来;其次论田分等,不便操作,还易生弊端,最终结果恐怕反倒不利于小民百姓,也减少了国家收入——包括各州、镇内部的税收。

如今颜真卿提起此事来,说我觉得杨炎的建议有其可取之处,不便遽施于天下,却可以先在咱们魏博镇做个试点。两州田土兼并很严重,若还依照原本的税制,恐怕把剩余不多的自耕农全都逼破产喽,您也收不上足够将养两三万兵马的钱粮来。

李汲捻须沉吟,良久才问:“无朝廷之命,地方遽更税法,可乎?”

财税政策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,不是他一镇节度使可以擅自更易的——即便那些叛将也不敢这么干哪。

颜真卿微微一笑:“随便拟些名目便可。”

地方官在旧有租庸调制的基础上,叠床架屋,巧立名

目,增添各种地方性税种,以刻剥百姓,充实府库,这事儿倒是不犯忌的,而且从天宝末年开始,大家伙儿就全这么干,都已经十来年啦。那么咱们如今不说按户分等,只说多加一笔地产税,朝廷没理由反对吧。

“我知伪燕时,河北各州例有养马钱、行道钱、盖屋钱、植苗钱……甚至于节镇娶小,都要普收梳妆钱。如今李帅罢此冗税、杂役,且宽减租庸,百姓必喜;再依田数收粮,云为养兵、防盗,便大户也未必敢于抗拒。”

说到这里,颜真卿把脸一板:“实话说,李帅欲徐徐遏制兼并之势,归田于小农,此计太缓,恐不能应急也。”

李汲想了想,又问:“则核查户口,计点田亩,须耗钱粮,且秋收将至,恐怕来不及啊,奈何?”

颜真卿一摆手:“耗什么钱粮?不必雇佣人手,便我等节度幕僚,各领几十个兵,下乡核检可也;至于唯恐来不及……我等每日少睡几个时辰便是了。”

李汲心说老先生你要不要这么拼啊……颜真卿的话,貌似很有道理,李汲也乐见其成,但真能在收粮前完成偌大工程么?真能得其实效,而不会生出什么反效应,甚至于引发动乱么?他一时间想不明白,便敷衍道:“此事甚大,可再商议。”

颜真卿微微一皱眉头,遂即使个眼色,请李汲屏退左右。等到堂上只剩下节度、司马两个人,老先生才一翻白眼:“秋收将至,赋役之事不可再议。若李帅信吾,便将此事交予吾,若不信吾……李帅去后,吾还是要这般做!”

李汲不由得一愣:“什么我去后?”

颜真卿先不回答,却凑近一些,低声问道:“李帅可知,朝廷为何遣吾来魏博?”

李汲心说我当然知道啦,因为你在河北干了好些年,对情况比较熟啊,所以派给我做副手。此外这些天他还探听到了一些隐事,估计连颜真卿本人都未必明晰——

李豫原本是打算召颜真卿还朝,担任吏部侍郎的,结果人还没赶到长安城,诏命也未下达,就为程元振、元载等人所阻——那老头子太不好打交道啦,若使掌吏部,咱们还怎么往各要害部门塞亲信、党羽哪?

由此李适、李泌、李栖筠等人才趁机进言,以李汲尚不熟悉河北政事,亟需良佐为由,把颜真卿给安插到了魏博来。

但李汲不会将其中内情轻易透露给颜真卿,只是顺着对方的话头,反问道:“我实不知,颜司马教我。”

颜真卿这才揭开谜底:“朝廷遣吾来,是代李帅暂掌魏博,而要召李帅还朝觐见……”

李汲听到“还朝”二字,不由得一惊——我来魏博还没几个月啊,为何又要召回?再听“觐见”二字,方才略略定下神来——原来只是临时性的还朝,觐见天子……可是究竟有啥大事儿了,我屁股还没坐热,便要千里迢迢再赴长安?

颜真卿从怀中抽出一卷纸来,递给李汲:“这是圣人的密旨。”随即解释道:“圣人召李帅归觐,乃是为了御蕃战事……”

这个时候唐蕃间的疆界,从蒙谷、赤岭东移一千多里,暂止于陇坻,唐廷修复大震关,以防吐蕃军攻入京畿道,威胁西京凤翔和中京长安。

马重英这封喉一剑,直取唐朝要害,将安西、北庭、河西,甚至于蜀地,都与京畿割裂开来——河西军要入卫,必须绕道朔方,剑南军要入卫,必须绕道山南,路远且长,缓急难应啊。则一旦吐蕃继续东进,最近便的勤王之军唯有朔方和山南东道。

偏偏山南东道如今落在了梁崇义手中,而朔方军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,久战疲困,未必堪用。况且还有西羌数十部横绝在朔方、凤翔之间,倘若蕃羌联起手来,凤翔甚至于长安全都岌岌可危。

由此李泌提出了先发制人的建议。

往年间,吐蕃都在秋收后发兵,大概八月左右,春至而退——倘若冬季过于寒冷,甚至于天降大雪,可能撤得还早一些。李汲建议,今秋不等蕃贼来,我唐先集结关中兵马,屯驻于华亭、陇山关之间,以威迫诸羌,避免诸羌勾连西蕃,趁机作乱。一旦多数羌部表态愿从王化,便遣一支军从陇山关西出,与河西军南北对进,谋复兰、渭等州,威胁吐蕃军行侧翼。

如此一来,蕃贼必不敢全力以攻大震关,可以减轻凤翔方面的压力,长安自然也就不会闻警了。

李豫认可了李泌的建议,但他同时也担心,倘若军行不利,而凤翔、长安之间反倒由此空虚,若被蕃贼以轻骑抄掠,又将如何是好啊?李泌道:“今北衙有禁军近万,难道不能拱卫京畿么?陛下勿忧。”

只是李豫胆子比较小,不能无忧,主要是担心北衙禁军虽众,却缺乏可以领兵的大将——李汲、李晟、马燧这些心腹,全都已经撒出去了呀,而窦文场、霍仙鸣等宦官虽然可信,却并无统军作战的经验。当然也有人推荐在长安坐冷板凳的郭子仪,李豫却不敢把禁军全都交在老司徒手里;还有人推荐鱼朝恩,程元振赶紧就给否了。

最终还是李适建议:“关东初平,人心思定,便河北诸镇,短期内亦不至于作乱,今之要务,在安人、

养农耳,此非李长卫之所长。不如命一魏博节度司马,为长卫理人,而密诏长卫暂归,立陛下左右,则无忧矣。”

李豫当即首肯:“朕正须护法韦陀天在侧……早知道,便不急遣李汲赴任了。”李适、李泌等人这才得以举荐即将还京的颜真卿,而不是再把他轰回利州去。

如今颜真卿详细向李汲讲解了其中缘由,并说:“是以吾适才云,事急于一两日间,畿内诸军已将启行,李帅应当急归长安。至于今秋赋役之事,请一以委之于吾,必不负朝廷所命和李帅所托。”

李汲展开密旨看了,不由苦笑——还能说什么啊,我就是劳碌命呗……

对于李泌先发制人,以守为攻之策,李汲是赞成的,觉得颇有胜算——即便不能趁机规复兰、渭,也不至于被吐蕃军攻破大震关,威胁凤翔——压根儿就用不着自己返回长安去坐镇啊。但问题是李豫生性怯懦,李汲知之甚深——那一晚在飞龙厩中稍稍奋起了一把,起码不倒架子,应属特例——则若没有自己呆在身边儿,说不定那家伙会跟他祖父、老爹一般犯浑呢,未可知啊。

想当年潼关才破,叛军距离长安尚有数日路程,李隆基就着急忙慌,带着家眷逃出了长安城,国家社稷,遂至累卵之危;其后唐军与叛军对峙于河阳,反击的时机尚不成熟,李亨却顶不住政治压力,强命复洛,招致大败……

这都是因为皇帝心理素质太差,又强要插手前线军事所致啊。从来军无必胜之道,因为某些偶然因素稍受挫折更是常事,正如李豫所担心的,倘若马重英发一支游军,或者西羌某部呼应蕃贼,威胁凤翔甚至于长安,又该怎么办?李汲相信,长安城是不会那么容易失陷的,唯独担心警讯一至,李豫先慌了手脚,急命前线诸将东返勤王,甚至于他跟乃祖一般,直接就弃城而遁了……

到那时候,估计李适、李泌全都拦不住,除非自己领禁军守城,才可稍稍安定李豫之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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