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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四章 巾帼侠女

作者:我乃女王大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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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不仅仅是女侠类型开了先河,唐代传奇中确立了侠客形象“武”与“侠”结合的模式,除涉及到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外,开创性地发展到了对男女婚恋的涉及,并将英雄主义与流氓主义并蓄,创造出各种身份、性格的侠士,给后世作品提供了借鉴。

将侠客所具有的精神内涵,即定义延伸,使人们对侠文化有了新的追寻。

可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价值并不只在于文学意义上的延续,还应该体现在文化上的传承。

今日的侠义文学作品,往往角色的创造上过于儿女情长,也带有太多的网络文学糟粕。

情节设计恶俗,不具连贯性,且作品主题单薄而无时代价值。

最令人遗憾的,是不尊重史实,俗套浅薄。

要知道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,不仅是寄托了唐代文人的侠客梦,也秉承着唐的精神与文化。

所以我们今天的文人应当用唐传奇中侠士洗涤自己的内心,可曾让角色真实地活在文本中,可曾秉着时代精神与任务而前行,可曾忘记文学创作的初衷,今天,再读唐传奇,不仅是为了梦中那一潇洒的侠士身影,更是回归文学创作、文化传承的心灵故乡。

总之,一切正如陈平原先生在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中所说:“侠的观念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,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,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。”

毕竟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诞生以及成熟,承载这唐人的历史与想象,唐代的辉煌壮阔与深情浓意。

认识这一群体,不单单是对唐文学提高认识,更是回归大唐——一个意气风发、豪侠盛行的时代,一片文化的纯净之地。

特别是女侠这一形象,更是开创历史之先河,毕竟侠女形象首次作为一个群体绽放,成为文人笔下重要的描写对象,可以说在古今中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

当然,侠女形象的产生,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其中包括民族融合,社会动乱文学的历史传承,道教文化的影响以及作者的主观意识等。

可以在这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唐代女侠的形象,首先,唐代女侠的类型化特点浓厚,可以分为复仇型、义侠型、刺客型和盗侠型几种。

她们性格上敢爱敢恨,个性张扬,机智果断,武艺高超。

所以这些侠女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,也为后世侠女形象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。

要知道就像先前所说,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,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“侠”这一特殊的群体。

《史记?游侠列传》载:“所谓言必行,行必果,己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阨困,千里诵义者也。荀悦曰:立气齐,作威福,结私交,以立强于世者,谓之游侠。”

而在这个群体中,侠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唐代小说中侠女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形象,如谢小娥、聂隐娘、红线、车中女子、贾人妻等,她们身怀绝技,情深义重,智勇双全,快意恩仇,一改挣脱了传统女性“三纲五常”、“三从四德”的束缚,展示了唐代女性独有的个性与思想。

首先说,侠女形象有类型化特点。

如果大家有点了解的话,就可以看到,唐传奇中的女侠或武艺高超,或才貌双全,或情深意重,或行侠仗义。

从其行为特征上,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:

第一类是卧薪尝胆、有仇必报的复仇型女侠。

这一类女侠在亲人遇害之后勇敢担负起男子的复仇任务,为亲人报仇雪恨。

但是她们在复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人民的勇敢、果断、执着、智慧又都是不一般的。

如《贾人妻》、《谢小娥》、《崔慎思妻》。

这三则故事很类似,都是女主人公为报仇卧薪尝胆,最终大仇得报的故事。

而《贾人妻》、《崔慎思妻》两篇故事大同小异,都是女子嫁人以男子做掩护,报仇后远走高飞。

《谢小娥》中的谢小娥在父夫遇害之后,为报家仇历尽千辛万苦的寻找仇人,经历父亲托梦,自己更名易姓,女扮男装,查访仇人,最后卧薪尝胆,伪装成佣工受雇仇家,最后大仇得报。

《贾人妻》中商人的妻子在复仇之前过的完全是正常生人的生活,改嫁后两年后的一天,她终于大仇得报了,于是她便不惜一切的准备离开,甚至为了抛却一切挂念,走了之后又回家狠心地把亲生儿子给杀了,然后远走高飞。

第二类是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义侠型女侠。

这类人行侠仗义,施恩不图报。

如《荆十三娘》中的荆十三娘寡居后与进士赵中行相慕,同赴扬州。

赵中行的好友李正郎之弟李三十九有个心爱的美妓,但却被其父母强卖给别人。

荆十三娘知道后,仗义相助,不求回报,果敢地帮李夺回所爱,并杀死了嫌贫爱富的女子父母。

此举充分展示了荆十三娘嫉恶如仇的性格。

她的行为是兼有朋友之义与豪侠之气的义侠。

第三类是行为奇幻、武艺高强的刺客型女侠。

如《聂隐娘》和《红线》。

《聂隐娘》中的女主人公聂隐娘手持“宝剑一口”,一年内能飞檐走壁,两年中可刺猿猱虎豹,三年击鹰隼无不中,第四年便可取人首级而无人觉,第五年为民除害行刺一大官,事成还家。

她不但具备一般刺客所具有的侠肝义胆,而且有勇有谋,有远见,深明大义地投靠了仁义的刘昌裔。

而《红线》的故事则是酬报养育之恩的。

红线为主人效力盗取节度使田成嗣床头的金盒以解战乱,她盗取金盒如入无人之境,视田成嗣所养的三千精兵和士卒于无物,只身飞檐走壁的进入目的地,轻巧熟练的举动在深夜并未惊醒任何人,这些功夫都不是常人能比的,虽然红线的故事中没有刺杀的情节,但是其行为的诡异,却和刺客如出一辙,因此把她归于刺客类是不无根据的。

第四类是侠肝义胆、智勇双全的盗侠型女侠。

这一类型的女侠以偷盗行为行侠仗义,济人危难。

如皇甫氏《原化记-车中女子》中写一位女侠盗,却领导着一群技艺出众的男侠盗,盗取宫中宝物,并为搭救无辜受牵连者只身入虎穴。

此种类型还有康骈《潘将军》中的“三环女子”,她取潘将军玉念珠放置慈恩寺塔上,后因老人王超恳求,上塔取珠,归还潘府。

当然,说了这么多,其实唐代侠女形象也有着共性特征。

第一,浓厚的传奇色彩,鲜明的女性意识。

唐代文学中的女侠形象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,她们道术奇特,性格刚强,机智果断,武艺高超。

如《聂隐娘》,为突出隐娘来去无踪的传奇色彩,作者付予她莫大的神通。

她藏匕首于脑后,用即抽出,而无损伤;她身轻如风,刺鹰隼无不中;她白日刺人于都市,而人莫能见,如此等等。

而且唐女侠形象也具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。

她们敢爱敢恨,个性张扬,大胆执着,洒脱豪迈。

如聂隐娘突然看见磨镜少年来到她家,便毫不犹豫地说:“此人可与我为夫。”

再如贾人妻,本与王立为路人,但因其“诚意与言,气甚相得”,就立即与王立结合。

又如车中女子,蔑视权贵,真性率直,既敢于窃取宫中之物,又敢于从狱中劫人。

三鬟女子则春日蹴鞠,戏偷玉珠,是那样天真烂漫;将珠完璧归赵,又是如此仗义洒脱。

第二,突出的女性特质。

因为唐代侠女形象是男人笔下塑造的产物,她们行事的风格、观念、情感、与男性侠客固然有很多共同点,但女侠因其性别上所带来的文化特色,在客观上是有别于男侠形象的。

作者非常注重从女性气质角度来描写女侠形象。

首先体现在侠女的外貌描写上,如写车中女子“容色甚佳”、贾人妻为“美妇人”以及红线行侠前的装扮等等,虽然是很简单的外貌描写,但简洁的语句中却体现女性的气概。

其次体现在性格上,侠女因其具有女性和侠者的双重身份,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,更多的表现为坚不可摧的韧性,因此,她们的复仇方式大都为尚智型。

例如谢小娥、贾人妻、崔慎思妾复仇时着重表现的是“忍”的气质——女性特有人格魅力。

再次她们的行侠手段同样体现着侠女特有女性特质,如崔慎思妾为父报仇之后“白练缠身”,车中女子则是用绢带救出大牢中的士子吴群,三鬟女子“疾若飞鸟”的轻功。

无论是绢练还是轻功的描写,这些都和女子体态轻盈、心灵手巧的女性特征相一致。

而综观中国古代文学典籍,唐代以前的各种作品里,侠客的形象很多,但是只限于男性,很少有女性。

直到唐代,侠女形象才开始在传奇小说中出现,侠女从此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。

首先,从侠女的发展历史来说,北朝以前的妇女基本上见不到以习武为业者,更谈不上在武艺方面有什么高深的造诣,产生女侠的条件还不成熟,但是也有抗御敌军的巾帼英雄妇好,反抗暴政的女领袖吕母,迟昭平,替父从军请愿的孝女花木兰等,虽然她们本身并没有精湛的武艺,只是有着满腔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,但是她们无论从性格上还是行为上都有了侠女的雏形。

像是妇好,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,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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